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“中华小孝子培养工程”在北京启动，工程计划通过5年时间培养百万名孝子。相关负责人称主要针对4岁至6岁孩子的特点，把孝心培养教育融入到生活中（今日本报A17版）。

　　此事因被媒体解读为“培养百万名4到6岁小孝子”引发争议。其实看新闻，并非是不到4岁不培养，一到6岁就停止培养。但是，这个工程，还是让我觉得有话要说。

　　中国是一个极其重视孝道传统的国家，所谓“百事孝为先”，即是说在所有的善行中，孝道是排在第一位的，孝悌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与核心。在汉代，实行“举孝廉”的制度来发现和培养官吏后备人才，及至清代，这一制度虽已废除，但举人仍被称为“孝廉公”。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关于“孝”的俗语和典故更是不胜枚举。由此而见，孝道对中国社会心理和价值观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远。

　　或许正是因为孝道在我们文化心理中占有如此尊崇的地位，近年来，有关于孝道下滑、家庭亲情关系的疏离，屡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。而从政府部门到学校，社会各个层面也都在试图通过各自的努力，来重建我们的孝道传统。中国伦理学会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开展孝文化普及教育，拟在5年内培养百万名孝子，似乎充满了拯救孝道的使命感。

　　我当然赞同弘扬我们的孝道传统，但并不认同甚至反感以这样一种方式来作为实现的路径。这不仅是因为“5年培养百万名孝子”充满了某种道德自负，模式化指标化的培养手段也曲解了孝道的本质，关键是我不认为我们的孝道传统到了需要拯救的地步。

　　重建孝道的前提是，我们要以现代的观念来重新理解孝道。慈孝文化专业委员会的一项调查称，对各个学龄段100名学生的孝与学习之关系的跟踪调查发现，96%学习成绩好的孩子有孝心。立即有网友找出所谓“北大硕士”廖天野打骂父母的例子来反驳。调查的科学性暂且不论，单从以成绩好、是否听话等过于现实和功利化的角度来诠释孝道这一点看，就已经与时代脱节了。尊重和发扬传统文化，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全盘接受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，孝道有着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所谓“孝子”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模式，更不用说通过某种工程来批量打造了。

　　更要看到，孝道传统的式微和亲情关系的疏离，往往并不是为人子女者个人的原因，很多时候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。从以家族为核心的熟人社会到以单位社区为核心的陌生人社会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遭遇的外部环境都在经历着剧烈的变化，如何孝敬父母，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。古人说，父母在，不远游，但在这个激烈竞争的时代，为了生存和发展，子女异地谋生，这难道说是不孝吗？在高房价高物质的现实下，很多人不但没有给父母更好的生活，反而去啃老，这其中也有着许多不能对外人道出的苦衷。

　　这个社会缺的不是孝子，而是合格的现代公民。因此，培养孝子不如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。太多的事实证明，孝子未必是合格公民，许多腐败分子就以“孝”著称，而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一定可以成为遵守孝道的人。因为公民本身就含有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内涵，尊重自我也懂得尊重他人，一个尊重他人的人怎么可能不孝敬父母呢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已经接受了几千多年的“孝文化”的熏陶，而相对来说，公民意识培养的过程还处于开始阶段。（云南 吴龙贵）